文/谢军杰

　　2011年12月27日下午，“机场刺母案”二审在上海市一中院开庭审理。在二审过程中，涉案行凶人汪某强调自己患有精神分裂症，应该接受治疗，不应受到刑事处罚。汪的代理律师则认为当初的司法鉴定意见书中存有瑕疵，并继续为其作无罪辩护。9个月前，汪某“机场刺母”一度引发了社会从“孝道”、“责任”层面对其一致谴责，不过，时至今日，这位涉案当事者本人并没有就自己的行为从道德角度主动回应大众，他依然在苦苦辩护，认为自己不该受到刑事惩罚。

　　因学费产生争议，留学生机场刺母。

　　“机场刺母”发生在2011年3月31日。当晚旅日留学生汪某回上海后，在浦东国际机场到达大厅内向前来接机的母亲连刺了数刀，这一幕令周围人都震惊不已，汪某随即被警方带走。

　　随后的调查显示，登机回国前，已在日本留学近5年的汪某曾致电母亲称自己“没钱了，都要饿死了”，急需生活费。该要求遭到母亲拒绝后，汪某愤然搭机回国。事后汪某承认，当晚8时30分左右，在抵达上海浦东机场在候机楼见到母亲后，当时他问的第一句话就是“钱到底有没有，给不给我”，然后双方发生争执，汪母曾明确表示已没有财力再供其继续求学。

被公务员儿子抓伤的老父亲。

　　在两人在走向机场出口的过程中，汪母跟在汪某的身后唠叨“要钱没有，要命一条”，此时，深受刺激的汪某突然从随身的行李包内拿出两把尖刀，对母亲头部、手臂、腹部、背部多处进行砍、刺，毫无防备的汪母受伤后倒地并当场昏迷，汪某在逃离现场时被民警抓获，而汪母的胃、肝等多处内脏破裂，一度生命垂危，经法医学鉴定，其伤势构成重伤。

　　刺母案发生七个月后，2011年10月下旬，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据司法鉴定出具的报告显示，汪某确实患有精神分裂症，但检方认为其作案时具有限定刑事责任能力汪某的行为涉嫌故意伤害罪；而汪某的辩护人则认为事发时汪某完全丧失辨认和控制能力，为其做无罪辩护。最终法院做出一审宣判，被告人汪某犯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

　　对于这样的判决，汪某一方并不认可，并提出上诉。关于上诉理由，汪某称，自己患有精神分裂症，是个病人，目前没有得到合理的治疗，不应受到刑事处罚。在2011年12月27日开庭的二审庭审中，控辩双方继续就“司法鉴定意见书”中的表述如何理解展开激烈争论。据悉，法院将择日对该案做出终审判决。

　　就在汪某的案件进行一审审理之时，另外一件随后经常被与“刺母案”并列提及的事件正在深圳上演。

　　2011年10月24日早晨，深圳光明新区发展和财政局的公务员廖某，与59岁的父亲发生冲突，其父的衣服被廖某撕破，身体多处受伤，左肩膀上更是被廖某咬得鲜血直流。年近六旬的老父老母，从湖南郴州老家来深圳帮助儿子带孩子，没想到得到的竟是身为公务员的儿子的辱骂和殴打。

　　随后的调查更是显示，在4个多月时间里，廖某曾7次暴殴亲娘，骂母亲是猪，“咋不撞车死掉”？不过，与机场刺母中的汪某面对社会指责却“默不作声”不同的是，咬父事件发生两天后，在媒体、舆论的压力下，一直逃避的廖某幡然醒悟并最终站出来承认了错误，事情以一家人和解收场。

　　汪某、廖某，原本没有任何关系的两个人在随后的日子里经常被人并列提起：汪某是旅日留学生，廖某则是硕士毕业生，还曾在北大学习一年，两人都有着良好的教育背景；汪某的学费、生活费一直靠并不富裕的母亲承担，廖某的父母也是从老家赶来帮忙带孩子，两人父母都为了孩子付出、牺牲很多；最重要的是，两人都在冲动之下对父母大打出手，甚至动刀，他们的行为引起了社会的反思。

　　源远流长的传统孝文化正在缺失？

　　父母含辛茹苦地抚养孩子长大，而学业有成的子女竟反过来如此报恩，“机场刺母”、“公务员咬父”的接连发生引起了全社会的反思。事实上，这并不是两个孤独的案例。2009年，三名大学生曾在孝文化的发祥地山东曲阜的村镇做过一项调查，调查样本包括2000多个家庭中1186位65岁以上的老人。调查结果显示，老人与儿女分居者占72.2%、三餐不饱者占5.6%、衣着破旧者占85%、生活必需品不全者占90%，同时受调查的300多个子女中，31%认为父母无冻馁之虞就算孝。

　　中国自古被称作礼仪之邦，两千多年前就出现了阐释“孝”的专著《孝经》，民间更是有所谓百善孝为先之说。然而如今，不断上演的一幕幕悲剧不由得让人反思，已有千年历史的让国人引以为傲的“孝文化”为何正在被日益淡忘？

　　孝观念日趋淡化并非仅仅是从道德层面谴责就能解决问题的，背后有着复杂的社会原因。如今，中国社会“老龄化”趋势不断加剧，年轻人所占比重越来越少而年长者越来越多，“4—2—1”家庭结构日趋普遍，同时，社会的养老保障体制的远未健全，年轻人养老的经济压力越来越大，于是开始越来越多的人试图逃避责任，前文提到的在山东曲阜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56%的人认为孝与不孝与经济有关。

　　另一方面，具体的阶层也存在具体的困难。在城市中拼搏的年轻人正面临越来越多生存压力，在生存上不能得到很好的保证的情况下，孝心等道德层面的问题自然被排在了后面。在农村，城乡二元分化对立的社会体制，也增加了农村人养老困难。农村家庭的割裂，一家人分处几地的现象非常普遍，一家人都难以团聚、朝夕相处，“孝文化”和“孝心”培养自然无从谈起。

　　就在社会反思“孝道”缺失之际，中国伦理学会推出孝子培养工程。

　　近年来，如何在新时代传承孝文化，尤其是如何让孩子懂得孝道、培养孩子的孝心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中国伦理学会欲培养百万孝子的新闻再次刺激了大众的神经。

　　据报道，中国伦理学会慈孝文化专业委员会开展的中华小孝子培养工程于2011年10月30日在北京启动。报道称，中国伦理学会此前进行了详细的调研，根据调查结果，针对孩子的孝心培养问题总结出了“孝心培养适龄化，孝行养成生活化，过程家庭参与化”的孝心培养工作思路和“百日培养，三年跟踪，长期帮助”的培养模式。据悉，该工程将计划利用五年左右的时间在全国培养百万中华小孝子。

　　五年培养百万孝子！这个信誓旦旦的口号刚一发布就在社会引起了激烈反响。在中国伦理学会关于此工程的诸多表述中，其抛出的调研结果首当其冲受到最多的质疑。

　　据悉，自2008年开始，慈孝文化专业委员会就开展了针对青少年“成长与孝道”的专题调研。其结果显示，“在对100个家庭的调查中，98%的家庭认为，孩子的孝心与其学习和成长关系十分密切；对各个学龄段100名学生的孝与学习之关系的跟踪调查发现，96%学习成绩好的孩子有孝心；对100名有网瘾和犯罪行为的青少年进行孝道调查的结果显示，听父母话和有孝心的仅占3%……”

　　这样的调研结果能否经得起验证遭到了炮轰。近年来，高学历者虐待老人的案例并不鲜有，而前文涉及的汪某、廖某也恰恰都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因此，很多人质疑称，将孝心与成绩挂钩的论断难以站住脚。

　　不过，争议最多的还是此次工程提出的五年培养百万孝子的模式。孝子真的能够批量生产吗，通过培养工程中提出的方法又真的能够培养出孝子吗？对此，各方观点不一。

　　有评论称，“孝子培养工程”并非通常意义上的把孩子们集中起来搞个“培训班”，单向灌输，突击教学，而是采取了“孝心培养适龄化，孝行养成生活化，过程家庭参与化”的培养模式。有了家庭的参与，寓教于生活之中，应该说孝子培养计划其实并未违背常理，而是更多立足于常识，因此应当给予包容。

　　不过，更多人认为，道德并不能脱离社会而单独存在，单纯的靠工程培养孝子，只能是拔苗助长。

　　越来越形式化的模式真的能培养孝子吗？

　　究竟怎样才能培养出孝子的疑问并不是第一次提出，早在“孝子培养工程”推出之前，就不断有学校进行各种“孝道”教育的尝试，争议之声也从未间断过。

　　同样在去年10月，在重庆某校的操场上，整齐地摆满了300多个洗脚盆，这所学校初二年级的300多名学生，在专业洗脚老师的指导下帮爷爷、奶奶、爸爸妈妈洗脚。而稍早时候，在广州的某校也曾组织类似的活动，当时该校数百名初二学生在操场集体向家长下跪。这些观赏性极强的仪式能否“集体”培养出孝子还需打个问号，不过从形式上看这更像是一场秀。

　　孝子到底能否量产，我们又该如何培养孩子的孝心，就此问题，记者采访了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副教授程为敏。程为敏说，对孩子进行尊老、敬老的教育是必要的，但如果上升到工程就过于形式化了。孝心就像一颗种子，种子要发芽，土壤非常重要，整个社会如果有尊老、爱老的氛围，孩子耳濡目染在这种环境下长大，自然就会成为有孝心的人。因此，孝子不是某一方刻意培养成的，需要家庭、学校、社会共同打造一个良好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