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首席记者占才强 实习生 王伟凯
这是一对“80后”组合的典型“倒金字塔”家庭。也是计生政策推行30多年后，正在身边成批孵化的未来中国主流家庭的普通样本。
滞后的“挤压效应”已经在困扰年轻的父母：向下，来自家族的传统观念和年轻家庭的脆弱常将他们置于传承和抚养的两难境地；向上，“倒金字塔”的家庭结构又让他们难荷重负，甚至将来一对夫妇最多要面对12个老人的赡养压力。
作为“80后”的独生家庭，他们已经来到承载历史的下一站台；我们能看到，他们中的一部分正在现实和未来的夹缝中左右焦虑、上下为难。
这是个案的现实困境，也是可以预见的普遍危机。
单独夫妻的二胎纠结
在刚过去的这个七天长假，29岁的邹向阳和27岁的梁雪吵了一架：当着3岁半女儿的面，孩子的爸被孩子的妈甩了一耳光，随后是三天的冷战。
对租住在武汉徐家棚，同为80后的这对年轻夫妇来说，近一年来，类似的冷战几乎每隔一段日子都会爆发。虽然每次他们又很快和好如初。
这一次，和家里的两位老人“被气走”有关。国庆节前夕，邹向阳的父母从湖北荆州赶到武汉，本打算多住些日子，但只住几天便被儿媳妇“气跑了”。
一到武汉，从乡下赶来的两位老人便把儿子儿媳拉到一处，认真地和他们谈起此行的主要目的：让两人赶紧的，再生个孩子。
但小两口并没有明确表态。
当然，矛盾的爆发由一些居家琐事引起，譬如梁雪几天来吃完饭从没主动洗过碗，婆婆带孙女的时候不小心让她摔了跤磕到牙齿——但邹向阳认为，核心矛盾还是两代人心里一直有疙瘩。
这是一个由两个“80后”组成的典型“倒金字塔结构”家庭：邹是家里的独生子，除不到60岁的父母，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也都健在；梁是家里的小女儿，一个姐姐早年出嫁，长辈中除了离世的外公，其他老人也都还在——这对80后夫妇的肩上，扛负着两个家庭11个老人的期望。
2009年，邹与在一次朋友聚会上认识的梁结婚，次年生下女儿紫嫣。两人的恋爱，一开始女方父母曾经反对。原因之一就是邹是家里的独子，他们不希望女儿未来承受能够预见到的压力，但他们的担心终于还是得到验证。
在梁雪怀孕后不久，公公婆婆不止一次让她偷偷去“超一下”（验孩子性别）。她的妈妈也这样劝过她。但小两口拒绝了，她和老公至今仍“后悔当初没听老人言”。一年后女儿降生。
从去年开始，远在荆州老家的爸妈就不断在电话中暗示，让邹去做儿媳的工作，准备再生一个。今年国庆之前，已有预感的梁的爸妈也在电话中告诉女儿：都27岁了，能生就再生一个。
在湖北，2002年就对双独家庭放开二胎政策，2008年取消二胎间隔4年的限制。邹向阳夫妇虽不是双独，但在当地，夫妻均为农村户口且第一胎为女孩的，也允许生二胎。为让两人符合这一条件，双方父母多次表示愿意“跑关系”，将二人户口由城镇转回农村——这种“非改农”规避政策的手法，在周围的许多年轻人家庭并不鲜见。
但孝顺的邹向阳却左右为难，他想达成父母的愿望，但也认同和妻子沟通后的观点：并不是不想再生，两人也都很想为女儿再添一个玩伴，“但压力实在是太大了”。
上有老下有小“亚历山大”
压力来自于双方面：一是心理上，他们都知道，双方父母都希望能再生个男孩，但这不是他们能够决定的，万一又是女孩怎么办？
更为现实的，是这个80后家庭“难以承受的经济压力”。
学设计的邹向阳毕业后到一家装修公司打工，几年后出来单干，对外虽也称公司，其实就是个临时的装修队，有活就干没活就歇。一年的收入10多万元，前年贷款买了辆车，再加上每月3000多元的房租和杂费，每月下来都成了“月光族”。梁雪从怀孩子后就没上班，今年应聘一家房地产公司做销售，工作刚有起色。这也是她“不敢再怀（孕）”的原因之一，“再生个孩子，还能有自己的生活空间吗？”
两人父母都住在乡下农村，邹的父母在镇上做点小生意，家里还有80多岁的老人；梁雪的父母也都在家务农，一个奶奶常年卧病在床。
和身边一些在城市出生、靠“啃老”的80后年轻人相比，邹梁二人觉得他们的打拼完全要靠自己的双手。而他们的际遇似乎是这个年代的主流。像他们这样毕业时间不长、没有父母提供的住房、缺乏长辈经济后援的年轻家庭，近年不仅呈爆发式增长，而且都面临着相类似的各种压力。
“几年前我们自己还是无忧无虑的孩子，转眼间都到了谈婚论嫁、结婚生子的年龄。”梁雪说这几年，隔三差五就会收到某老同学结婚或生子的消息，在微博、微信的好友圈里，大家不是展示婚纱照，就是晒儿女的照片，“亚历山大”（压力很大）是许多同龄人经常释放焦虑的口头禅。
从女儿紫嫣出世，梁雪大略估算了一下，每月买尿不湿、奶粉、玩具、衣服、逛游乐场等开支平均在3000元左右。女儿两岁前，乡下的奶奶、外婆曾轮流来照看了一段时间，但由于不习惯等原因又都回去了；3岁后她将女儿送到小区的幼儿园，每月又增加了1000多元的开支。这期间夫妇俩曾一度想请个保姆，但“每月至少两三千元”的行情让他们望而却步。
养个孩子要花多少钱？今年7月，网上曾出现一个民间的“中国十大城市生育成本排行榜”，其“调查”显示，在武汉养一个孩子，从出生到大学毕业需要160.8万元，在全国城市排名第七。而北京以276万元居首，上海以247万元位居其次，深圳则以216万元居第三。面对这样一个数据，当地荆楚网援引受访专家的话说，虽说数据有些夸张，但“养孩子给经济上带来的巨大压力是现实的”。
在微信上，邹向阳和梁雪也经常看到有的朋友生了二胎，儿女双全。他们也都很羡慕，但梁雪说，现在“养不活”，她想等女儿稍大点，自己的工作稳定了，或家里的经济条件转好后，到时再弥补对公公婆婆的“愧疚”。
“你们只管生，孩子我们来养。”这是邹向阳的父母为打消二人疑虑曾说过的话。但从这对80后小两口的角度看，这仅是长辈对迫切愿望的一种即兴表述。相反，这个位于“倒金字塔”“塔底”的年轻家庭，除了“传宗接代”的向下压力，向上也已经开始感受到来自于“塔顶”——众多长辈的赡养压力。
独生家庭的赡养难题
这也是计划生育政策施行30多年来，从80后开始的几代人将共同面对的赡养难题。
邹向阳掰着指头计算，他是家里的独子，爸妈都不到60岁，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也都还健在，光他家老人就有6个；妻子梁雪那边，姐姐自8年前嫁到新疆后，几乎和家里断了来往，长辈中除了离世的外公，老人也有5个。“以前是他们养我们，以后这些老人都要我们养；他们养我们很轻松，我们养他们压力就大多了。”
来自长辈的压力，尤其在他对外称“开公司”后愈为明显。“像我们没有背景，现在创业很难，充其量只是混口饭吃，能养家糊口就不错了。但成家立业后，很多以前没有的负担就都来了。”邹向阳说，前年梁雪的奶奶到武汉看病，去年自己的父亲又在老家做手术，“都伸手向我们要钱，没有办法我们只有去借”。
每年春节两人回乡拜年，“每个老人都要买礼品，都要孝敬红包”。邹向阳说，现在双方父母都还能做事，等以后老了负担会更重。想到这些，他也会替自己的女儿担忧，“等以后女儿长大了，也成了家，如果对方也是个独生子，那两个人要面对的也会是一大家子老人，那个负担该有多重？”
由此及彼，他也常为自己的未来发愁。这也是他能理解父母，常与妻子冷战的原因之一。但他也理解妻子，在未来和现实的取舍间大家都左右为难。
而这并非只是邹向阳的忧虑。据《半月谈》杂志报道，到2012年9月，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估算，中国“双独家庭”约为200万左右。“如果生育政策不及时改变，到2050年双独家庭会增长到2000万左右”。而与之相应的是中国人口结构的老龄化，据《2012中国统计年鉴》，2011年末中国65岁以上老人达1.22亿，占总人口的9.1%.由此带来的普遍的养老压力，尤以“双独家庭”为甚。
在历来媒体报道中，这些数字早已引起普遍关注：计划生育30年来，人口少生约4亿；其为中国乃至世界做出贡献的同时，也衍生出独生子女过多带来的诸多问题，其中就包括独生家庭的赡养负担，如果独生子女下一代还是独生子女，那么一对年轻夫妇最多将面对赡养12位老人的局面；而传统思想引起的男女比例失调，到2020年国内适婚男子将有3700万可能找不到老婆。
另据民政部2011年统计，在60岁以上老人中，有40%过着独居或没有子女的“空巢”生活，个别地区“空巢”老人家庭比已达70%.而对“双独家庭”双方父母而言，这个问题可能更为严重。
这也正是邹向阳夫妇为之纠结的尴尬：如今过年回家，回哪个家，对夫妇二人来说都成了难题。
梁雪的老家虽然也在湖北，但远在鄂西北的十堰。家里两个老人也“空巢”多年。结婚头两年，小两口过年时“两头跑”：除夕到年初三，回荆州老家过年；年初四到初七，到襄阳陪岳父母。为此梁雪提议，不能每次都陪荆州父母过年，十堰的父母也要陪。她提出两家轮番来，今年在这家过，明年在那家过，这样也能照顾到她父母的感受。
“但我父母没同意。”邹向阳说，为此还闹得岳父母家很不愉快。
去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一项新修订的老年法草案，规定“家庭成员不得在精神上忽视、孤立老年人”，特别强调“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赡养人，要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人”，俗称“常回家看看”入法。
但“常回哪个家看看”，如今成了让邹梁二人头疼，以后还将长期让他们继续为之纠结、争执的矛盾。
（因涉及隐私，邹向阳夫妇及他们的女儿均使用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