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就羡慕同住一个家属大院的大伟，他聪明，成绩好，生得虎头虎脑有精神，真真是传说中的“别人家的孩子”。一个年级成绩好的同学就那几个，但老师对他青眼有加：“你们这些孩子，以后保管还是他最有出息。到底是男孩子，有潜力。”
不管做什么事，我都下意识地拿自己跟他比比。好像正应了老师的这句评语，小学毕业，大伟考进了比我更好的初中。等我终于和他考上同一所省重点高中，他已经被分到了重点班。在老家，那群人就是“天之骄子”的同义词。
可这回遇见，就好像电视剧里用滥的桥段。寒暄几句后，我突然发现对方话锋有点不对：“我觉得人生无非是意外、健康、养老、子女教育这四大问题，前两者不一定发生，是需要规避的，后两者一定会发生，是需要规划的……”
嘿！按耐不住好奇心，我直接问他：“你该不会是来让我买保险的吧？这好像跟你的专业特别不搭边啊？你干这个，是不是能赚很多钱？”
大伟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我几乎能隔着屏幕看到他苦笑了一下：“你还是老样子，问问题跟机关枪一样。”
记得那是2008年，大伟在老家附近一所“211”的理工类大学读书，专业是材料化学，学习之余，还忙着考各种“有用的”证书。他拒绝了家人让他准备考研的建议，因为对做研究或是这个专业并无更大兴趣。另一方面，他考证，最喜欢从马列课上学“社会运行的潜规则”，积极准备着在进入职场的第一站中跑在前头。
如果我能像他那样，我的父母会不会更省心？有时我觉得他就像是我的另一面，理想的一面——如果按照父母对“最顺利人生”的想法，我就应该在省内的名校读着高科技含量的理工专业，并且上足了发条为毕业后的一切做准备。
而我当时在离家十万八千里远的地方读眼看着毕业就失业的新闻系，每周的任务是上外网看新闻，截然不同的文化一冲击，周周都有新感悟，最后就像上了发条一样对外公布我的发现。
我开始觉得，我们曾被告知的很多功利选择，对整个人生而言，是大错特错。一段被安排的生活，就算它看上去有利可图，或者十分保险，我也只想抗拒。我宁愿花费些无用的时间去探索自身，确定自己的兴趣所在。我只想对好些规劝我的人说：就让我去犯错，让我因自己的决定而感觉到疼，让我自己决定是否要转向，让我背负起自己的命运。
在别人看来够好的人生，如果不是“我”选的，不是“我”珍惜其中的喜怒哀乐，只是让别人眼红，心里会有真的快乐充实吗？
我自觉只跟大伟报告了十分之一不到的“小发现”，但他已经忍无可忍。有天冲我感慨说：“想这些有啥用？还不是过好自己的日子最重要。咱俩真不是一个世界里的人了。”
唉，怎么不是一个世界。我心里也常有个小人儿不时劝着说“现实点吧”。不知怎的，后来我就不找他聊天了。
大概是当年给他留的阴影太深，这回在网上碰到，聊了没两句，他居然主动问我，选择现在的工作，是不是“为了理想”？
我反而不能像上学时那样不假思索地给出一段肯定回答。
近来我常常在想我们出生于80年代末的人。比起上一两辈的老人，我们的生活可算幸福：在无风无浪的安稳环境中长大，从不曾体会过饥寒流离的滋味。
可现在看起来，这种成长好像也没太多含金量：一切都是按部就班地发生着，在单调的一本本课本中拼搏，弓着背，低着头，收敛起自己个性，顺着仅有的一条路前进，考上好的初中，考上好的高中，最后就能进入一个比别人更好的大学。什么理想、梦想、兴趣这些现在时兴的词儿，那时说出来都会被人笑：还有这么看不透的。
没有长辈来跟我们讨论过考进大学之后要怎么做，就像以后的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美好。
实际却远不是这样。生活依然继续，我们更为迷惘。
高考过去已经七年。还记得当时我特别羡慕大院里的另一个孩子小孙，他有外语特长，被中国传媒大学的世界语专业录取，孙伯伯当时满意地说，这个专业全国学生就没几个，毕业了谁都不愁工作——不是去外文局，就是去国际台。
当然，我也钦佩大伟。
但就是在这第七年，两份看上去万无一失的好工作被这俩发小彻底砸碎了。如愿进了外文局的小孙，受不了工作的温吞无聊，在愚人节辞职回家寻找新的发展方向。而原本在老家薪水最高的制造企业工作的大伟，则改行成为一名保险理财咨询——准确地说，是一个想要朝着金融行业迈进的自由职业者。
看着大伟说他怎样下决心改行，我心里好像也放下了一些什么。也许对我们这代人来说，还是会有这样一个时刻，停下来，听听自己内心的声音，然后重新出发。压抑和麻木已经不是被公认的标准答案。
你究竟想成为一个怎样的人？究竟想要去争取一份怎样的生活？
属于自己的生活，不是为了父母欣慰而坚持的生活，也不是为了让别人羡慕而去努力的生活。
万幸，我忍住了没再去给大伟讲我的大道理，要是在以前，我一定得跟他把这事儿好好说说：越早朝着自己感兴趣的方向去努力的这份“不实际”，可能才是最实际的选择呢。
我只跟他说，不考虑投资了，现在主要在瞎晃悠，买房买车都没影子呢。
他的头像很快变灰色了。不过几分钟之后，又亮了一下。
那么多年的比较、争论与不甘心，好像就这么画上了一个句号：“其实愿意在这个年纪晃悠的，就是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