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目惊心的虐童事件，不断印证没有最坏、只有更坏的老话，一次次地向公众承受底线进行挑衅。

　　今年7月，北京，嫌疑人韩磊在酒后与一妇女发生争执，将7个月大的女婴重摔在地，致其死亡；河南省安阳市林州，民警郭增喜酒后抢过他人怀中的女婴，将其举过头顶摔在地上，致其当场昏迷；哈尔滨，一个出生才56天的女婴体内发现4根穿透内脏的钢针，生命岌岌可危，嫌疑人竟是女婴的亲生父亲；早些时候，吉林长春，罪犯周喜军“盗车杀婴”，激起了全社会的愤慨……在9月2日中央电视台面对面节目中，专家提出，儿童频繁受到伤害，源于《未成年人保护法》不具有可操作性。这当然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但还不是根本原因。我国许多法律操作性不强，甚至毫无操作性，而且即使制定了比较好的法律，也会遇到选择性执法这个法治建设需要认真对待的顽症。将儿童受害归结为法律缺乏操作性，虽有一定道理，但似乎还没有抓住问题症结。

　　再来看看社会上另一种孩子受伤害的情况。媒体报道，今年8月20日，徐州铁路警方宣布破获一起重大拐卖婴儿案，10名被拐婴儿全部获救。然而，记者在调查中发现，这些被解救婴儿的亲生父母并不愿将婴儿接回，而收养户又强要挽留，孩子们有家不能回，民政部门又拒绝收留，目前只能留在买婴人家中。这个问题显然也无法依靠《未成年人保护法》来解决。

　　未成年人频繁受到伤害，无论具体原因为何，一般都是成年人及成人社会自身出了问题，或者无处讲理，拿孩子泄愤；或者经济条件差，养活不了孩子；或者想要男孩，把女孩溺亡等。相比较成年人，未成年人不具备自我保护能力，以致有人通过伤害孩子达到报复他人的目的；通过买卖孩子，谋求自身的生存，也包括获取不法利益。所以，这并非单纯的法律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孩子受伤害，挑战的是整个社会。就像发烧，不治疗炎症，仅仅降温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面对孩子受伤，除了要求立法、执法、司法机关加大对未成年人保护的力度，我们最应该反思的是，我们应如何减少社会矛盾，如何提高化解矛盾的能力，如何建立健全公正的执法司法体制机制，如何建立一个公平的社会。特别是当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的情况下，使弱者能够得到保护的唯一办法，就是加快推进法治化进程，通过依法办事，提升社会的公平感。　　(葛洪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