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部《孝经》曾子有三次说话，即一叹两问。我们回顾一下，一叹在《三才章第七》里，他说“甚哉！孝之大也”，是对孝道的伟大之处的赞美。第一问在《圣治章第九》，问的是“圣人之德无以加于孝乎”。说明孔子的教诲起作用了，曾子决定将孝道作为行为准则了，但他要孔子再确认一下孝道是否至高无上。第二问就在本章，也是《孝经》中曾子最后一次说话，内容非同小可。

　　在孔子给他讲孝道是无以复加的美德以后，他决定踏踏实实地去实践了，就在这个时候，他的问题又来了！曾子是一个老实人，但不是糊涂的人。曾子在行孝道的时候他有困惑，这个困惑就出在他父亲身上。

　　“敢问子从父之令可谓孝乎”，这是困惑他已久的问题。父亲命令我去做事，不管这个命令是否合理，我宁可委屈自己，也一定要绝对服从，这就是孝吗？这是他的现实问题，大家知道他的父亲修养不好，他让曾子做的一些事情，曾子都不以为然。这种情况下，是否还要一定听父亲的意思去做事呢？曾子很困惑，也是他的一块心病。现在孔子给他讲解了孝道的伟大，他在认识上完全认同孔子，但在实践方面这个困惑没有消除，这是他能否彻底实践孝道的最大障碍。他鼓起勇气，向孔子提了出来。曾子个性笃实，他的问题也是这么有分量。

　　“子曰：是何言与，是何言与”，孔子一听到这个问题，立即就否定了他的话，甚至有些生气，大概孔子想起来他小时候挨打的事情了。孔子说：“你这是什么话！这是什么话！”大概意思是：“从父之令？你爸爸我太了解了，你怎么能凡事都听他的呢！”两个“是何言与”说明孔子有些激动，圣人是可以激动的，不是圣人一说话都比别人慢半拍的。孔子必须彻底解除他的困惑，睿智地对待孝道。

　　“士有争友，则身不离于令名；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上文提出了面对无道，要向天子、诸侯、大夫去提意见。问题是，按什么标准提意见？凭什么？现在孔子说出来了，是“义”，道义。孔子说，有给自己提意见的朋友，自己就不会失去荣誉；有给自己提意见的儿子，作为父亲的就不会做出不符合道义的事情来。这些话都太重要了！

　　首先，他指出，父亲会犯错。后来历史上流传的“天下无不是的父母”，看来是不符合孔子的意思的。

　　其次，说出孝子的修养中要有义。义是你的防线，触动这个的时候要对父母的做法进行反思，把你的意见表达出去，绝不是一味唯唯诺诺地服从。你完全听一个人的，不分青红皂白你听我的吧！凭什么啊？因为他是父亲？这很让人压抑。做父亲的也是普通人，普通人也什么毛病都有。他自己都有矛盾，这是正常人的状态。面对这样的父亲，子女会感到很委屈，感到压抑。现在孔子说了“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仿佛一道闪电划破了沉闷的天空。这是义的力量打破了不合理的局面！作为大臣、作为子女，你有你的判断标准。

　　可是这个判断标准“义”是从哪里来的？是不是人的师心自用？绝不是，这需要教育的培养，这就是师道或者道统的力量了。在这里忠臣孝子找到了他们判断是非的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