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五经》之一的《诗经》,是中国古代的诗歌总集。它收拾上古至春秋中叶的诗歌,在孔子时,已流行于列国,凡朝会聘问,通行赋诗。诗在当时话语权中居重要地位,以至于“不学诗,无以言”。孔子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学习诗可以培养提高人的联想力、观察力、合群性和讽刺能力,它所蕴涵的道理可以用来侍奉父母和君主,而且会丰富认识客观事物的知识。“无以言”,是指合乎礼乐的“文”言、言说、议论,是表达个人和国家意志、志趣的言词,“诗以言志”。不仅赋诗、引诗在言志,听诗者也在观其志,并体会赋诗者的贤与不肖及其国家的盛衰。换言之,志在于表达思想意识,思维方式、审美情趣、伦理道德、宗教信仰等,而涉及宇宙自然、社会人生、情感精神等层面,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 

　　透过诗的自然朴实、言简意赅的言语,可以体悟到其核心话题是“德”,与《尚书·周书》有相似之处,《诗经》德字72见,道字29见,道与德是以德为主导、为核心。德作为核心的话题,把《诗经》思想统摄起来,而表现为:

　　一是修德配命,周初思想家为论证周代商治理天下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提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的原则。天命无常,惟德是与,文王有显德,敬事上帝,思得多福,其德正而不违,四方的国家都来归附。周之所以受天命而代商的原因,就在于文王有德。之所以要有德,是因为“天命靡常”。上帝的意志变化无常,王权予夺的命令也非永恒不变,上帝根据有德与无德而做出予或夺的改变。“无念尔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在于自修其德,又常常自省,使其所作所为都合乎天命,就能获得盛大之福。周公训导殷人,殷未失天下之时,其德尚能配天,后失德而失天下,你们殷人要修明德行,永远配合“侯于周服”的天命,这样才能获得上帝的赐福。此与《尚书》“以德配天”思想相一致。

　　周人不仅要求殷人和其他诸侯国修明德行,而且要求周人自己特别是君王要像文王那样修明德行。文王的品德,纯一不杂,与天相配无间。后继者只有弘扬文王的功德,才能永言配命,上帝保佑周王朝长治久安。

　　《诗经》强调修德配命,怎样修德?修德的方法和途径是“自求”,即依靠主体自我的道德自觉和主体自我的道德修练,而不能依赖他律被动地修德,因为这样修德就不能持久;自求修德,是为了达到“配命”的价值目标,即与天的意志、命令相配合;自求修德的结果是获得“多福”。这就构成了配命——自求修德——多福的形式,在这个形式中,凸显了主体人的能动性的功能和作用。换言之,主体人可以达到配命,也可能达不到;可以获得多福,也可能不获。主动权不在天、上帝,而在人自己。

　　二是爱民之德。配命——修德——多福,都与民心向背不可分,得民心,就需要修德爱民。“帝谓文王,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不长夏以革”。上帝眷念文王的明德,他不贪图声色犬马,不轻启兵革战争,以保护民众的生命财产,体现了爱民之德。所以,“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监观四方,求民之莫”。上帝威明地监视天下,观察四方,以求人民的安定。殷纣王没有安定人民,失去了民心,导致天命转移。上帝看到了周国善于养民养物和大伯王季(文王父亲)的德行,“继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类,克长克君,王此大邦。克顺克比,比于文王”。上帝能度王季的心,使其有分寸,又清静其德。使其具有能察是非、能分善恶、教诲不倦、赏庆刑威、善和遍服、上下相亲的六德,人民安居乐业,所以得到上帝的眷顾。

　　“永言配命”,就要“求民之莫”;“求民之莫”,就需爱民。“乐只君子,民之父母。乐只君子,德音不已”。要做民父母,要爱民如子,德音不止。“岂弟君子,民之父母”,“岂弟君子,民之攸归”。召康公戒成王,对待人民要有父之尊,母之亲。君子具有此道德,才能为民之父母,若不行此道德,就不配做民之父母。爱民之德,就在于使人民衣食无忧。“民之质矣,日用饮食。群黎百姓,遍为尔德”。人民的质实无伪的要求,就是日常饮食有保障,这便是上下皆善的德行。这里爱民之德与《尚书》“敬德保民”的保民的内涵有相会通之处。

　　三是为政以德。以德治国并非废除刑罚和法律,而是讲慎刑;礼乐文明也并非不讲战争暴力。周人认为德治有两个方面必须引起注意,一方面是文德,另一方面是教德。就文德而言,“明明天子,今闻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国”。明显天子的善德,使之长久称闻,又布施其经纬天地的文德,和洽天下四方之国。周公率众人祭祀文王,称“济济多士,秉文之德,对越在天”。作为具有文德之人的多士,执行文王的文德,文王的精神已度越在天。文德的内涵包括礼乐的典章制度、祭祀朝聘礼仪、道德规范等,体现了当时社会、政治、制度、道德文明,凸显人们对社会生活和洽的诉求和对战争所带来劳民伤财的体认。“人而无礼,胡不遄死”。表明对礼仪的重视。“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载辑干戈,载y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收敛起干戈弓矢,而益求懿美的德行,以布陈于中国,这样王就能保住天命。要社会安定、人民安居,就不要战争,战争是破坏,它带给人民痛苦。如此,才能推行文德,实行德治。

　　就教德而言,即是进行道德教化。进行道德教化,首先是统治者自身要有道德修养,行为端正。周厉王尊尚小人,迷乱政事,颠覆其功业德行,湛乐于酗酒,这当然不能起德教的作用,而只能起相反的影响。德教需要“温温恭人,维德之基。其维哲人,告之话言,顺德之行。其维愚人,复谓我僭,民各有心”。温柔敦厚是君主推行德教和基本。聪明的君主,能听取善言的劝告,并顺其道德之行,实行德治。愚笨的君主,反认为告其善言的人,僭起职守,心怀异志,为了造就贤人和有道德的人,“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无斁,誉髦斯士”。文王之德,使一时人才都得以造就,这就是成人的美德,培养人才本身就是一种德行。为此,周代开办学校教育,“于论鼓钟,于乐辟雍”。朱熹注:“辟雍,天子之学,大射行礼之处也”。国家通过辟雍来培养人才。不仅国家办学校,而且各诸侯也办学。此举不仅提升了国家文明的形象,而且使国家拥有一批有智慧、有道德、有能力的人才,这是富国强兵的基础和前提。文德和教德是实行为政以德的重要方面,不可或缺。

　　四是忠孝道德。统治者要有道德,才能怀柔万国。“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万邦,闻于四国”。申伯的品德安顺而且正直,以他的美德使万邦归顺,他善良道德声誉闻达四方。他们认识到道德的力量,惠及万邦四方。尹吉甫赞美周宣王能任贤使能,使周室中兴。仲山甫有美德而任用他,他对宣王忠心耿耿。“仲山甫之德,柔嘉维则,令仪令色,小心翼翼,古训是式,威仪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赋”。仲山甫的柔和而美善的道德,能善其动止的威仪,善其容貌的颜色,又能小心翼翼地遵守法律。“夙夜匪解,以事一人”。早晚不懈怠地工作,为忠于宣王的忠君之德。

　　出则忠,入则孝。“有冯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为翼,岂弟君子,四方为则”。有孝德者可以感化人,使人孝敬父母和长者。武王有孝德而继先祖的功德,王德之道成于信,庶民信王道,然后天下依以为法。武王认为我以永远孝心思念先人,亦望后人能永存孝心之思。在这里忠孝有其一致性，这是宗法家国同构社会的特色。在兄弟国家和家族家庭的兄弟之间，“既有君子，孔燕岂弟。宜兄宜弟，令德寿岂”。远国的君朝见君子，为君子所接待，彼此都很快乐，既宜为兄，亦宜为弟，而有善德的称誉。兄友弟恭，喜乐融融。对于友邦或朋友，要知德必报。天下之理，没有言而不答，没有德而不报。假如你能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则子孙、万民都会继承此惠于朋友之美德而行于天下。

　　《诗经》修德配命，爱民之德，为政以德，忠孝道德，四者从如何敬畏天命，如何爱民以永天受命，如何从典章制度、实行德政，以使国强民富，以及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间的道德伦理关系，都做了以德为核心话题的论述。

　　张立文